三、幸福家庭多元影响因素的解释分析

综上可见，对于幸福家庭的描述分析，说明当前幸福家庭仍是国人追求的理想目标，而渗透于社会学和人口学维度的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也影响和形塑着幸福家庭的整体，需要构建理论解释框架来深入探讨其中的多元影响因素。

（一）幸福家庭的理论解释框架

图1 幸福家庭的理论解释框架

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学指标和人口学指标作为影响因素的量化指标，双重形塑着幸福家庭，而寓于其中的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也嵌入于社会学和人口学双重学科指标体系中，互相影响，彼此建构。

（二）社会学变量中的影响因素

1．家庭收入水平的合适度

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稳定性与家庭幸福感的关联度是基本一致的。在控制家庭收入变量的前提下，家庭幸福度分布明显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且分布十分均匀，呈现正态分布。[14]因此，家庭成员有多少人从有偿工作中获得收入，以及他们获得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家庭幸福感。只有满足家庭基本的物质需求，谈论幸福感才有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当前这个背景下，住房是最大的一项开销，如果家庭成员能通过自己的收入偿还房贷，共同享受房屋的所有权，就不会被排挤到住房市场的底层，家庭幸福感必然较高，反之，“房奴”对于家庭幸福感的体验相当程度上是有限的。同时，孩子在家庭中也挤占了相当的经济资源，那些赞同实施强化性育儿的父母（在中国占据大多数）都倾向于通过家庭收入的增长、挤占母亲的时间，来创造他们所期待的育儿模式，以此获得家庭幸福感。而父亲作为家庭中主要的财富创造者，必然要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这样一种理性经济策略，以达到家庭所期待的发展模式，使家庭成员获得满足，增加幸福感。

2．家庭资源配置的合理度

家庭生活的低质化与家庭边际效用递减和家庭生活资源配置不合理有关。一是家庭边际效用递减，许多家庭基本上是对家庭生活的重复消费，随着消费量的增加，家庭成员都感到在家庭生活的消费中所获得的越来越少，特别是所能感受到的情感满足越来越低。二是家庭生活资源配置不合理，从时间和精力资源的配置看，女性家庭成员更多把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家庭、孩子，而男性家庭成员却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给了事业和朋友，应酬挤占了有限的家庭时间；从货币和物质资本的配置看，或家庭收入有限，导致家庭所能享用的资源绝对稀缺，或投向不合理，造成家庭成员在情感更新方面的投资不足[15]。

3．家庭环境的支持度

家庭环境作为客观因素，对家庭成员的影响潜移默化，情感化、民主化的家庭环境，有助于信任、尊重、理解的形成，使成员间可以通过沟通和互动感受幸福、和谐，体验生活的美好。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选择健康正确的行为模式，乐观面对。根据跨范围缓冲器理论，家庭环境的支持能有效缓解家庭成员个体在不同交往过程中的压力，提高其应对能力。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家庭的稳定、成员间的相互关怀、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是青少年总体满意度的预测因素，反之则成为他们产生不幸福感觉的预测因素[16]。婚姻质量是家庭支持的重要方面，夫妻关系抑或是父母关系，有利于家庭支持的形成，影响家庭幸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对家庭幸福的体验更多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因此父母的教养方式、情感表达、沟通理解能力与孩子的家庭幸福感呈正相关，而与父母的专制和惩罚、溺爱和过度保护呈负相关。研究中也发现，严父慈母有利于家庭支持的形成，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有利于培养男性魄力，学习男性的阳刚和理性，体会女性的温柔和体贴，形成良好的家庭结构形式，使成员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反之，严母慈父则不利于孩子的性格特征养成和角色扮演。

四、在中国语境中对于幸福家庭的本土化建构

（一）保持家庭整体收入于合理化水平，避免两极分化和被剥夺感

家庭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06，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1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收入仍较低，经济收入在当前是影响民众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同时，收入作为量化指标，其高低却是需要通过对比获得，基于个体的差异性，比较对象因人而异，货币量化的收入随着个体主观差异性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收入不能简单看做经济指标，而要看做是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指标，相对收入更有解释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对此，倡导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是个体认知相对收入，影响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率，使更多民众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要调节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使民众感受更多的社会公平和自我尊严感，减少被剥夺感，这才是提高家庭幸福感的有效手段。

文章来源：《幸福家庭》 网址: http://www.xfjtzz.cn/qikandaodu/2020/0827/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