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庭资源配置的合理度

家庭生活的低质化与家庭边际效用递减和家庭生活资源配置不合理有关。一是家庭边际效用递减，许多家庭基本上是对家庭生活的重复消费，随着消费量的增加，家庭成员都感到在家庭生活的消费中所获得的越来越少，特别是所能感受到的情感满足越来越低。二是家庭生活资源配置不合理，从时间和精力资源的配置看，女性家庭成员更多把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家庭、孩子，而男性家庭成员却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给了事业和朋友，应酬挤占了有限的家庭时间；从货币和物质资本的配置看，或家庭收入有限，导致家庭所能享用的资源绝对稀缺，或投向不合理，造成家庭成员在情感更新方面的投资不足[15]。

3．家庭环境的支持度

家庭环境作为客观因素，对家庭成员的影响潜移默化，情感化、民主化的家庭环境，有助于信任、尊重、理解的形成，使成员间可以通过沟通和互动感受幸福、和谐，体验生活的美好。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选择健康正确的行为模式，乐观面对。根据跨范围缓冲器理论，家庭环境的支持能有效缓解家庭成员个体在不同交往过程中的压力，提高其应对能力。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家庭的稳定、成员间的相互关怀、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是青少年总体满意度的预测因素，反之则成为他们产生不幸福感觉的预测因素[16]。婚姻质量是家庭支持的重要方面，夫妻关系抑或是父母关系，有利于家庭支持的形成，影响家庭幸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对家庭幸福的体验更多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因此父母的教养方式、情感表达、沟通理解能力与孩子的家庭幸福感呈正相关，而与父母的专制和惩罚、溺爱和过度保护呈负相关。研究中也发现，严父慈母有利于家庭支持的形成，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有利于培养男性魄力，学习男性的阳刚和理性，体会女性的温柔和体贴，形成良好的家庭结构形式，使成员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反之，严母慈父则不利于孩子的性格特征养成和角色扮演。

四、在中国语境中对于幸福家庭的本土化建构

（一）保持家庭整体收入于合理化水平，避免两极分化和被剥夺感

家庭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06，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1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收入仍较低，经济收入在当前是影响民众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同时，收入作为量化指标，其高低却是需要通过对比获得，基于个体的差异性，比较对象因人而异，货币量化的收入随着个体主观差异性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收入不能简单看做经济指标，而要看做是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指标，相对收入更有解释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对此，倡导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是个体认知相对收入，影响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率，使更多民众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要调节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使民众感受更多的社会公平和自我尊严感，减少被剥夺感，这才是提高家庭幸福感的有效手段。

（二）建构合理的家庭网络结构，实现资源共享和情感渗透

当代社会是个高度个性化的社会，在个体的关系网络中，家庭成员往往处于中心位置。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共同生活，有共同的利益和期待，形成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使家庭成员凝聚于家庭这个场域中，实现资源共享和情感渗透。家庭成员在家庭场域中，通过彼此的互动和交往，进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表现为子女向父母或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这样子女经济未独立前可以获得父母的资助积累人力资本，在经济独立后可以通过赡养父母为其提供稳定的住所和经济支持；家庭成员还可以通过分担家务、扶病、扶老和托幼等方式，彼此在生活上提供便利；家庭成员可以增强彼此的情感交流和沟通，释放心理压力，缓解矛盾冲突，强化家庭的同质性程度；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还可以在家庭突发事件等方面提供社会事务的相互支持，为成员提供诸如职业选择和流动、安全保障、婚恋选择等方面的服务。可以说，在中国这个具有深远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家庭网络和关系资本为个体成长和流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家庭场域也是传统孝道、尊老爱幼等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途径。因此，建构合理的家庭网络结构，使和谐团结的家庭关系在成员间彼此渗透和融合，是构筑幸福家庭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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