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唐元鸿却不这样。因为共同犯罪后我对他有一些了解，他只加入了文学社这一个社团，在大二的时候也成功晋升为副社长，但是因为和社长宋杰在理念上的不同而在大二上学期结束的时候退出了文学社。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那个宋杰是个墙头草和爱拍马屁的人。在一次和唐元鸿的偶遇中，他告诉我：“文学社里面的成员并不看书，对文学也没有什么了解。他们谈论的都是大一的学妹和八卦娱乐新闻……在茶话会上一个文学话题由于没有几人知道而难以继续下去，即使知道很多的人都不愿意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发现我们已经从比较隐蔽的香樟路走了出来，便有些不安地匆忙告别了。

接下来的整个一学年里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只是在一次午餐时从设计学院学生那里听到过一些涉及到他的事情：设计学院有一个学生因为精神问题被辅导员带去了医院。依稀中我记得好像有人说到他的名字。

事隔这么多年之后，当我再次遇到这样阴雨寒冷的夜晚时我就会不由得想这一切的起源是在哪里，渐渐地我发现一旦在最开始的时候错了，那么接下来的所有一切也就完蛋了，无论你怎样用心和努力地想要修正。就像解一道数学题目，当在解答的第一步把“1+1”算错的话，那么接下来即使方法正确最终得到的依旧是错误的答案。

谋杀案发生后的那一周是难以忍受的，但是最终在楚国的威胁和各种恐惧之下完好无损地度过了。我们三人在学校的一个没有摄像头的角落约定以后不再见面，装作从不相识。在离开的时候，楚国依旧如往常那样正大光明地离开，唐元鸿和我沉默地对视了几秒后便各自走上不同的路。楚国说，我们三个人的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脱了干系，如果事情被抖了出去，倒霉的不会是他而是我和唐元鸿，因为我们都没有像他那样既有钱又有关系的家庭，我们惹不起。于是，我们开始用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来守着那罪恶的一晚。如今，唐元鸿把我们的罪写了下来，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

今夜，我在想，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现在是否能拥有那梦寐以求的幸福家庭呢？我甚至开始恨那个在读大二的自己，希望现在的我能站在他的面前给他几个耳光，告诉他，他所做的这一切是错的。

大二的时候，父母忙着打工赚钱，只有在每个月的月底才会因为寄钱的事情而打来电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说，无关痛痒每次通话必问的几个问题我早已熟烂于心。很多时候在学校看见那些和父母有说有笑打电话的学生的时候便觉得奇怪，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话能说？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大哥已经在无锡成家立业，一年之中我们通电话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我不喜欢那个喜欢斜眼看我的嫂子，她也不喜欢我这个总是不尊重她的弟弟。我和妹妹相差两岁，但是她的那个世界早已不是我能理解的了。她没考上大学而读了大专，并在中途和一个福建的男孩跑了，被父亲和母亲带回来的时候已经怀孕了，那个时候她刚二十一岁……

妹妹后来嫁给了一个二婚的五十二岁的做房地产的男人，而因为这个比我大接近二十多岁的妹夫，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有了着落。一切就都这样凑合着过来了。但是有时候在遇见老朋友的时候还是不由得回想起曾经的那些梦想。而现在又独自一人的夜晚，在回忆那些往事的时候却发现空气中全是梦碎掉的声响。

很久之前我便开始做慈善，为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孩子们捐钱捐物。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研习佛教经典，我把书房的一半设计成学习自省的修炼场所，并坚持吃了一个月的素。我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我出一份力，在街上遇到乞讨的我便掏钱给他们，遇到献血急救的我义无反顾……我就像是被自己的影子吓着的孩子，忙乱而急切地希望现在做的这些能弥补犯下的罪。我曾找到宋的家，想尽办法想帮助他们。当时我站在那个小区的门前仰头望着他们家的那扇窗子，昏黄的灯光仿佛穿透我灵魂中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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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子和女儿都考上大学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但是放下电话只有我自己知道心里想的是什么。人们都说——无论是老人告诉孩子，还是长辈对年轻人都说事情总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些话我曾经相信但是现在，我自己那么多年的亲身经历告诉着我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如今的大学依旧和我读大学时一样，学校教孩子们专业知识，教授告诉你社会是多么残酷、你应该怎样适应和迎合这个社会。他们会向你举出无数的例子告诉你不合时宜者都没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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